使者商贾云集的葱岭古道

阿克陶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且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和北道的汇集之地，南北两道的行人、商贾，欲越葱岭西出者，都要在葱岭脚下的这片绿洲上聚会，然后才能结队越过葱岭这个东西交通的天险之地;从葱岭之西越过不周山之缺口，首先站稳脚跟的，也是葱岭脚下的这片绿洲。行人商贾们在这里修整之后，根据各自的所需，分南北两道沿塔里木盆地南沿或北沿，分别人阳关过玉门，进入中原。阿克陶绿洲就这样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繁华之地。
阿克陶县西南部的山区，为今之帕米尔，古代的葱岭。葱岭为地扼东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又是兵家必争的要塞，至今依然是中巴国际公路的唯一通道。古往今来东西交通主要就是通过这里。古代丝绸之路南路和北路(后称为中路)均需通过这里西是古代使者、商贾云集之地。
我国经过西域向西越葱岭与西亚和欧洲的交通线，早在汉代张赛通西域之前就已经形成，只是，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之前，新疆与中原的贸易往来尚不是丝绸，而是玉贝，也就是说以新疆昆仑山的玉及各种玉器，换取中原的贝壳及铜器、漆器等。如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公元前12世纪殷王武丁的王妃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756件，这批造型优美，玉质晶莹鲜润的工艺品，基本上都是新疆昆仑山的青玉、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和糖玉，而以青玉为最多。阿克陶地处西昆仑之北坡，是新疆玉特别是青玉的主要产地，谁能说这批珍贵的文物，其产地不是阿克陶呢?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14--13世纪前后，新疆与内地就有了贸易往来，就有了一条友好往来的交通线。
另外，我国先秦前的文献所载，新疆玉运往中原的甚多，如《管子》《穆天子传》等，都有昆仑玉的详细记载，这一时期统治昆仑一带的西王母之邦，其酋长向中原王朝的三皇五帝们进献的贡品，多为玉器。
到了公元前5世纪前后，玉贝交换逐步发展为玉帛交换，也就是说丝绸织物逐步代替了贝壳，开始向西输出。
早在公元前411年，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吕西斯特刺忒》一诗中，已经提到了一种用“Amorgis”的绢做成的长衣，这种绢应是中国的丝绸。同时，中国丝绸的残片也为西方考古学家发现。据美国《全国地理》杂志报道，西德考古学家曾在西德南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的一座公元前800年的古墓中，发现了中国丝绸之残片。大约在公元前的4~3世纪前后，这条由中原通过西域直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已逐步形成。这条交通线就是在由昆仑山向中原运送玉石的这条玉石之路的基础上形成并向西伸延的。这条路线不仅通过昆仑山下盛产玉石、水晶的阿克陶绿洲，也通过阿克陶西南的葱岭，开辟了中西方交通的葱岭古道。
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条蜚声中外几千年的丝绸之路，最初并无固定的路线，大约是经过了几个世纪无数代中外商贾行人的苦苦经营，踏破了数不清的铁鞋，才踏出了这条丝绸之路，直到张骞凿通，丝绸之路才基本上形成了较固定的古道。
汉代西域丝绸之路，为丝路的中段，其古道主要分南北两道，南道是指沿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之间的东西通道，其路线基本是出阳关经白龙堆沙漠南沿到达鄯善(占楼兰)，向西南经且末、于阗(和田)然后转向西北，经莎车到阿克陶，再向西南经阿克陶县的盖孜河谷上葱岭，至布伦口的苏巴什大坂，进入竭盘陀(塔什库尔干)，然后进入西亚。
北道(后称为中道)是出玉门关，沿天山南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经高昌(吐鲁番)、焉者、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疏勒，再越葱岭西行。
这两条道的主道都要经过阿克陶，越过阿克陶西南的葱岭(帕米尔高原)，阿克陶绿洲及盖孜河谷、苏巴什大坂，都是必经之地。
自从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在这条通道上，使者、商旅云集，相望于道，一辈或十人，或百人，或每岁一往，或数岁一往。面对这繁华的丝绸之路，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强烈的欲望，踏上葱岭古道的每一个人都想通过这敞开的大门，填满自己膨胀了的欲壑。人们设想只要站在不周山口叫一声“芝麻开门”，东西方的无限财源，就会滚滚而来。
中国的柔软而华丽的丝绸，就是通过这条古道，成为罗马帝国贵族身上的礼服，使他们本来就富丽堂皇的服饰，变得更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尽管罗马大帝曾颁布了不许男子穿丝绸服装的禁令，但仍未能抵挡这五光十色的丝绸诱惑。大量亮闪闪又铮铮响的金币还是流人安息商人之手，以换取“赛里斯国”(中国)的丝绸。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胭脂，也正是通过这个古道才擦抹到了中原贵妇人本来就红润的脸上，使得她们容光焕发，魅力长存，青春永驻。而往来穿梭于这里的商贾、尤不财源亨通，满载而归。
葱岭古道，这是一条黄金通道，也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在这里积下了大量财富，又有多少冒险家在这里丧失了性命。尽管如此，每一个西方商人都不顾一切困难，甘冒一切风险，都想抢在他人之前，统帅着骡马和驼队，越过这个古道，渴望捷足先登梦寐以求的“赛里斯”国土。
葱岭古道，是使者、商旅云集之地，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在这里导演着一场场波澜壮阔的壮剧，无数个使者通过这里，完成了他伟大的历史使命，自然更有无数商贾通过这里圆了他的黄金梦。
“黄帝涉流沙，登于昆仑”，“黄帝诏伶伦为音律。伦自大夏之西及昆仑之阳取竹于懈谷”，尧帝“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驯及大夏、渠叟”，等等，这些记载应该说还是十分朦胧的，但是，关于周穆天子西巡登昆仑，越葱岭的记载，却是十分详实的，时间、路线、人物活动，一应俱全。应该说，他是第一个踏上葱岭古道的友好使者，但是，以八骏之车，车、马啸啸的腾云驾雾般的跨人葱岭来到瑶池与虎齿豹尾的西王母杯筹交错，共叙衷情，过于夸张的神话色彩，又为这一历史事实蒙上了一层阴影，增加了本来就对此持有异议的人的更多的迷茫与疑惑。
在史学界，毫无争议的跨越葱岭古道的第一人，当为西汉的博望侯张骞，继他之后的当为东汉的定远侯班超，不过班超只到了葱岭脚下的阿克陶绿洲，在这里屯垦种田，发展农业，也在这里纵马疆场，征讨叛逆。对于张骞出西域的路线不仅汉文史籍多有详载，法国作家布尔努瓦在他的《丝绸之路》一书中，还详细描绘了张骞出西域的路线图，图中所示，张骞是从丝绸之路的老北道，依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经今阿合奇县境之别迭里大坂进人中亚，先后访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后，又回到大宛，然后跨越葱岭古道，进人阿克陶绿洲，经莎车到于阗从南道回中原的。
中国有句古语，说是“天下名山僧占多”，在繁华几千年的丝绸之路上，留下文字记载最多的，依然是佛教僧人，不畏艰辛的大和尚，在这条古道上，留下了不灭的足迹。
继张骞之后踏上葱岭古道的名人当属晋代高僧法显。他是东晋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从长安出发，经煌，到善，穿白龙堆沙漠，至焉耆，再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至于阗，在这里参加了当地佛教徒流行的行缘仪式之后，转向西北，经莎车，进人了今阿克陶绿洲，然后又转向西南，进入葱岭，沿盖孜河谷而上，越苏巴什大坂，顺塔什库尔干河谷，经克什米尔转人印度。法显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停留多年，最后乘船取水路返回中原。法显怀着对一种新文化的追求的强烈愿望，抱着虽死无憾的决心，进行这次艰辛的探索，他是丝绸之路上探索和考察的第一人，也是我国去印度求经的第一人，行程途中几次死里逃生。他在《佛国记》中谈到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人阿克陶绿洲时的旅程时称：“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行经之苦，人理莫比。”虽寥寥数语，其艰难已跃然纸上，“人理莫比”四字重若千钧，道出了丝路考察者的全部艰辛。他在翻越葱岭古道时，受到高山反应的折磨，使他称这里为头疼山。特别是返程中飘泊海上两年多，差点在风浪中葬身海底，终于在山东牢山登陆。
法显和尚用他的九死一生，终于换来了美好宏愿的实现，他为后世留下来的是一部《佛国记》的不朽著作和翻译的几十部佛经。在《佛国记》中，他首次详实地介绍了丝绸之路上的风土民情、自然环境，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塔里木，研究古代葱岭，研究古代阿克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加深中国和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了解和友谊。在斯里兰卡，最能象征中斯人民传统友谊的，就是法显在这里留下的古迹。斯里兰卡政府于1981年把他当年住过的村子命名为“法显石村”，斯里兰卡总理亲自在法显庙前树立了法显纪念碑。同年6月斯里兰卡政府在法显石村又立了一碑，上面用中斯两国文字铭刻着“斯里兰卡-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村”。
丝路不朽，法显的功绩更是不朽的。
法显之后，又一个通过丝路，经过阿克陶到印度的和尚是宋云，他于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十一月，受北魏皇太后胡充华之命，从洛阳出发，经丝路南道，由莎车进入阿克陶绿洲，然后经葱岭古道西出去印度。宋云在过苏巴什的喀拉库勒湖时，遇到了瘴气和强烈的高山反应而昏倒，他便误认为喀拉库勒湖中有毒龙作祟，而称该湖为“毒龙池”。直到几百年后唐玄奘路过此地时，才为此湖平了反。
宋云此行留给后人的是一部行程日记《宋云行记》在这部日记里为阿克陶留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钵猛”，并详述了它的位置是在莎车与疏勒之间，同时也为帕米尔高原赠了一个新名字“不可依岭”，史家考证，《宋云行记》中的不可依岭，即为昆仑山东段也即帕米尔高原东部的布伦口和喀拉库勒湖一带。阿克陶何以被称作“钵猛”，至今无人可解，而帕米尔的布伦口和喀拉库勒湖一带又因何而使宋云望而生畏，送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可依岭”的雅号。但是，事实上，不是不可依，而是他已经踏上了这道雪岭，越过了葱岭古道。
《宋云行记》也为我们留下了研究阿克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情况的宝贵资料。当时阿克陶为白匈奴人所统治，与谷浑、北魏政权友好往来。
继宋云之后越过葱岭古道，进入阿克陶绿洲的是有名的唐代高僧玄奘大和尚。玄奘大师于唐贞观三年(629年)从唐都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的中道，出玉门，过高昌，依天山南麓进入今克孜勒苏自治州境内的阿合奇县，经凌山(今别迭里山口)，进人中亚，西行过素叶、塔拉斯然后转向西南经康国、安国、大夏等进人天竺(今印度)。643年在返回时逾岭，进人今阿克陶境内的苏巴什，过喀拉库勒湖后，沿盖孜河谷顺流而下，到了疏勒，然后再经阿克陶绿洲，过莎车到于阗，顺南道回到长安。玄奘从丝路中道出国，从南道回国，历时17年，跋涉5万里，虽未象《西游记》描写的那样历劫了“九九”八十一难，但他几次大难不死，死里逃生，历尽艰辛，才取得他的人生辉煌，西安城外那高耸人云的大雁塔和藏经室、讲经楼以及唐太宗亲撰的《大唐西域圣教记》，便是对他功德的最高褒奖。他留给后人的还有一部不朽著作《大唐西域记》。在这部著作中，他详细记述了我国西域的自然风光、风土民情，以及丝绸之路上各种优美的传说和耆旧，其中对今阿克陶境内情况的记载，是古代典籍中最详细、最多的。书中详载了“波谜罗”(帕米尔高原)的自然地理、河流特别是“大龙池”(喀拉库勒湖)的生态等情况，以及乌铩国(今阿克陶与英吉沙平原一带)风土民情，同时还详载了盖孜河的情况及盖孜驿站的修建的传说。为研究唐代阿克陶的社会经济、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到了元代，由丝绸之路逾葱岭古道，进入阿克陶的人物中，最负盛名的当属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人。他从威尼斯出发，经西亚，越过葱岭，进入阿克陶的苏巴什，沿盖孜河顺流而下，穿过阿克陶平原绿洲，到达喀什，又经阿克陶东北部绿洲过莎车到和田，从南道进人中原。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介绍元代境内的社会风土民情。
明代，葡萄牙人鄂本笃作为耶稣会特派“寻找”契丹国(中国)的“探险使者”，于1603年从莫卧儿的腊和儿(今巴基斯坦拉合尔)起程，伪扮商人，与500多到我国喀什做生意的商人结队同行，带着大量骡马、骆驼，东进葱岭。在途中又遇见了从麦加朝圣归来的喀什王的妹妹及大批商队，结成了近千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经塔什库尔干进入今阿克陶的苏巴什，在喀拉库勒湖畔修整之后，沿盖孜河顺流而下，进入阿克陶平原。这大概是穿越葱岭古道的古往今来的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支商队。鄂本笃在阿克陶、叶尔羌一带将其带的货物全部换成了当地产的玉石、水晶等贵重产品，重新组成了一个近二百人的玉石、水晶、宝石商队，向中原进发。鄂本笃此行的目的不是经商，而是要证实契丹是否就是支那、就是中国，在他通过大量调查证实当时的契丹就是当年的“赛里斯国”(也即丝国)，也就是他们所称的支那(中国)后，在肃州(今甘肃)病故，他的研究明代丝绸之路很有价值的著作《鄂本笃访契丹记》一书，则是他死后利玛窦根据鄂本笃的日记写成的。
在越过葱岭古道进入阿克陶绿洲的欧洲人中，有三位女性，她们是新教徒冯贵珠和其姐姐冯贵石及盖群英。她们1925年是念着当年法显和尚“沙行艰难，行经之苦，人理莫比”的警世言翻过帕米尔高原，进入阿克陶绿洲，继而东进中原的，她们在《过玉门关》一书中，详载了对近代塔里木绿洲的考察情况。古代，穿越葱岭古道的，除了大量使者、商贾之外，还有作战部队。其中一次是大月氏王因助班超平定车师有功，遂向班超提出向东汉皇室求娶公主为婚，班超拒绝后，大月氏王恼羞成怒，派副王谢率七万月氏大兵，气势汹汹地越过葱岭，驻兵阿克陶平原一带，向班超挑战。班超不与谢正面交战，只用缓兵之计，使大月氏七万大兵粮草断绝，只好“遣使谢罪，愿得生归”。班超为了和好邻邦，平息仇怨，同意其所请，并护送大月氏军越葱岭古道西归。
又一次是唐朝天宝年间，一向臣服于唐王朝的小勃律归附吐蕃，天宝六年(747年)唐遣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率军一万，越葱岭以讨小勃律。唐军浩浩荡荡沿盖孜河逆流而上，到了喀拉库勒湖畔休整之后越苏巴什大坂沿塔什库尔干河顺流而下，直指小勃律。另外，作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的唐代大将军程知节(即小说、故事、戏曲中的程咬金)，曾常驻葱岭脚下的阿克陶绿洲，保卫着这一方的平安，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
近代，欧洲的一些冒险家，更是将翻越葱岭古道，将塔里木绿洲作为他获得成果的、冒险的乐园。1906年4月，寓居于克什米尔的斯坦因面对着冰封雪冻的葱岭古道，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早春蝴蝶花的开放。蝴蝶花是报春花，蝴花开了，葱岭古道上的冰雪就融化了，中国的西大门就打开了，他就可以闯进来满足他的贪欲了。他明知道这是一条艰辛的甚至是通向死亡的路，尽管他曾经面对这条道上一堆堆白骨，甚至他自己的一只脚也在风雪山口冻掉了，他始终没有驻足不前或收敛一下他的计划的念头，他硬着头皮前进，因为他押的赌注太多了，他不惜用生命赢回来更多。正是他们这群贪得眼睛发红的冒险家，将几千年友好交流的丝绸之路，变成了罪恶的道路，在葱岭古道上，在阿克陶的绿洲上，到处有他们罪恶的足迹，罪恶的身影。善良的人们象忘不了先哲一样，同样也忘不了他们这些丝绸古道上的魑魅魍魉的罪恶。